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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建设与教育科研创新

时间:2015-09-25 10:27来源:《当代教育与文化》2015年第4期 作者:王鉴 点击:
智库建设背景下的教育科研面临着创新挑战。首先,教育科研机制创新,需要建设开放的教育智库,汇集一流人才,强化联合攻关。其次,教育科研创新,需要转变传统的研究范式;再次,教育科研创新不仅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服务,更要引导民众、教育民众。
  摘 要:智库是指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民族、教育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的公共研究机构。我国教育领域亟需建设一批专业智库。国家教育智库建设虽有了前期的基础,但作为真正意义上为国家政策咨询服务的教育智库还有很大的差距。智库建设背景下的教育科研面临着创新挑战。首先,教育科研机制创新,需要建设开放的教育智库,汇集一流人才,强化联合攻关。其次,教育科研创新,需要转变传统的研究范式;再次,教育科研创新不仅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服务,更要引导民众、教育民众。
  关键词:智库;教育智库;教育科研创新
 
  一、国家政策驱动下的教育智库建设
  (一)何谓智库
  所谓智库(think tank),也称“智囊机构”,又称“思想库”或“智慧库”,是指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民族、教育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的公共研究机构。如美国的胡佛研究所、兰德公司等。智库的职能主要包括: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智库在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以致有些学者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1]鉴于智库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与功能,我国政府在决策中也越来越重视智库的建设及其功能的发挥。
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智库”概念。在此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2]
  (二)教育智库
  教育部制定的《中国特色高校智库推进计划》指出,通过2011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社科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高校软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等,整合优质资源,建设新型智库机构。结合我国教育领域智库建设的现实情况,国家教育智库包括中国教育研究院、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官方智库,教育学领域12个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高校智库,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30人论坛等民间智库。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在全国教育科研系统发挥着领军作用,是打造中国特色一流国家教育智库的重要基地。近年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以建设一流国家智库为目标,建成了教育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规划与战略研究中心、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探索建立团队合作、联合攻关的工作机制。逐步实现了从个人兴趣向服务国家、服务大局转变,从分散的、个体化研究向团队合作、协同创新转变,从经验性思辨向依靠事实和数据转变,从重论文、著作向重完成国家任务、服务决策转变。教育学领域的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共有12个,主要分布在全国的高校里,是国家高校教育智库的主要依托,包括了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农村教育、民族教育、道德教育、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比较教育、教育经济、公民教育等重要领域和特殊领域。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是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重大举措,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人文社科基地已经成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地,基地建设起点高,综合性强,是集“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咨询服务、信息数据”为一体的国家教育智库,重点基地的建设就是教育智库的建设,今后在完善基地各项功能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协同创新、资源整合、数据库建设等方面,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重要的咨询服务。民间教育研究机构作为中立的教育智库正在兴起,影响逐渐扩大。
  二、学术研究视野中的国家教育智库建设
  (一)国外教育智库建设的研究与借鉴
  黄忠敬教授介绍了美国的教育智库及其影响力,他认为,美国教育智库的影响力可以从影响对象及影响方式两个方面可见一斑。从影响对象来看,主要包括对政府及其决策者的影响、对大众及其舆论的影响。从影响方式来看,在不同的对象方面存在着差异,可以通过引用率、发行量、上镜率、点击率来见证。智库研究者主要是通过在政府任职、成为政府咨询专家组成员、邀请官员参加智库学术会议、参与政府的项目等方式影响政府的政策决策,并通过发行学术出版物、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和举办研究班、利用大众传媒等影响公众与舆论。[3]苏红认为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的经验在于:第一,形成独立于政府的运行机制,主要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的形式为政府提供服务;第二,拥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并持续坚持是智库发展的基础;第三,走专业道路,促进人才持续成长。[4]曾天山等在考察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教育科研情况后认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国家教育科研机构为主的教育智库日益崛起,正在成为影响政府教育决策的重要力量。两国教育智库对教育发展的影响表现在:构建基于标准的质量框架;促进多元文化融合教育的发展,提高教育竞争力及全方位影响政府教育决策等。[5]
  关于国外教育智库的研究表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教育决策中十分重视对智库的建设,并以独立的机制运行,与政府签订协议的方式为政府的教育政策制定与决策服务,在提供思想、引导公众、汇集人才等方面形成了良性循环,这些研究对我国教育智库的建设无疑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教育智库建设的理论反思
  关于教育智库,如何定位,如何建设,如何发挥其功能,有其内在的规律可循,需要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智库自身的运行特点与规律,形成科学有效的教育智库。为此学者们进行了专题探讨。
  吴康宁教授论述了新型教育政策智库的基本特征:第一,职能专一;第二,学科协同;第三,独立运行;第四,多样发展。[6]王建梁、郭万婷认为教育智库建设方面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独立性不足、影响力不广、专业性不强、可操作性不够以及教育智库结构失衡等,并提出了我国教育智库建设应变应急导向为前瞻导向、变阐释导向为创新导向、变单一学科导向为跨学科导向、变体制依附导向为独立发展导向、变内部封闭导向为协同共赢导向、变单一服务为综合服务导向等具体对策。[7]张衡认为,目前,教育智库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但机构的建立并不等同于功能的发挥,教育智库的作用也并不必然具有积极意义。错误的预设、角色选择困境等可能构成教育智库作用发挥的障碍。[8]关于智库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智库的类型研究、智库的特征研究、智库的定位研究等。教育智库的类型研究旨在让教育智库建设分门别类,不同类型的智库发挥不同的作用,各尽所能,各司其职。教育智库的特征研究旨在把握好教育智库的中立性及独立运行机制,真正发挥智库的咨询服务功能。教育智库的定位研究旨在处理好智库与政府及决策部门之间的关系,使智库成为“第四部门”。
  (三)教育智库建设的专家建议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在北京召开了“贯彻落实高校智库建设座谈会精神,为教育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座谈会”,参会专家学者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对如何打造高校教育智库,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富有见地的意见建议。北京大学佟新教授认为,第一,让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并在研究中敢于提出“真问题”;第二,增加自觉服务意识,努力服务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第三,增加对学术成果的大众宣传,引导社会舆论。华中师范大学范先佐教授认为,发挥高校咨政建言作用需处理好四个结合:第一,坚持个人学习兴趣与国家需求相结合;第二,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第三,坚持专业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相结合;第四,坚持高校与实际部门相结合。[9]为充分发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口重点研究基地的学科优势,2014年12月20日在上海召开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教育学部委员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学基地主任圆桌论坛。会议主题为“创新驱动下的教育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现状与愿景”。论坛嘉宾分别就基地如何成为国家教育智库进行了深入讨论。教育部社科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吴康宁教授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教育智库较少,建设国家教育智库要尊重智库建设的内在规律,切不可一哄而上。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智库具备四个特征:独立运行、职能专业、学科协同、多样发展。我们建设国家教育智库就要充分考虑作为智库的四个基本特征。教育部社科委员、西南大学张诗亚教授认为,教育智库建设需要在三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第一,教育智库的定位问题。教育智库作为一个中立机构,应持有中立的价值,既不唯上,也不唯我,而是以问题为中心,以研究者的良知为标准,为国家教育决策服务;第二,教育智库的研究方法问题。教育本身的问题常常是复杂的、综合的,有时是非教育自身所能解决的,需要协同社会其他部门共同解决,问题之综合性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智库研究者们的多学科联合扎根问题的研究方法;第三,教育智库建设要处理好学养与急用的关系。一讲智库建设,很多人就会想到应用性研究,岂不知如果失去了理论性研究之学养,应用性研究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育部社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认为,课堂教学改革十多年了,中小学课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最近一些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比如倡导贵族式教育、天才教育,比如打着教育技术与优质教学的幌子开展现代的教育殖民,比如幕课与翻转课堂真的能改变我们的课堂吗?面对这些新问题,作为国家教育智库的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就应为国家课程改革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邬志辉认为,农村教育的智库建设,应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为依托,突出问题意识,强化问题驱动。突出数据意识,强化大型调查。突出理论意识,强化学科交叉。突出改革意识,强化机制创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杨小微教授认为,基础教育智库要求研究转型,从专家个人兴趣和行为层面的决策咨询,转向基于合作、参与和重要成果的建言献策。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基地主任别敦荣教授认为,建设好高等教育智库,需要做到“三个坚持”:坚持立足学生,实施全程管理。坚持问题导向,循据为证解析原因。坚持中国特色,提供真知灼见。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内部整合,外部联合”方面做大文章,在加强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力度。近年来,加强双语教育智库建设,积极为民族教育决策提供借鉴和支撑。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主任岳昌君教授介绍了基地的情况,并提出了教育经济研究所未来关注的三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先后分别介绍了基地的建设情况及在创新驱动下转型国家智库的行动计划。
  综合分析专家建议,我们不难发现,建设国家教育智库的具体策略包括:第一,高校教育智库建设要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关系,智库建设的根本在于专家队伍建设,基地要汇集多学科专家协同研究教育问题。智库建设的基础在于理论研究,没有雄厚的理论研究作基础,应用研究也成为空中楼阁。智库不仅出思想,还要出政策。第二,高校教育智库建设以现有的人文社科基地为基础,研究国家教育政策制定与政府决策领域急需的一些重大问题,真正发挥智库的社会服务功能与咨询服务功能。第三,各研究基地之间要加强合作,协同创新,形成内部整合外部联合的工作机制。
  三、智库建设背景下的教育科研创新
  国家教育智库建设虽然有了前期的基础,但作为真正意义上为国家政策咨询服务的教育智库还有很大的差距。智库建设背景下的教育科研面临着创新挑战。
  首先,教育科研机制创新,需要建设开放的教育智库,汇集一流人才,强化联合攻关。现代社会,教育问题常常不是教育领域的单一问题,教育问题仅仅从教育领域内部是不能有效地解决的。比如,高考问题,比如作为民生的教育问题,又比如作为政治稳定与边疆安全的民族教育问题等,教育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综合,解决教育问题先要研究教育问题,再通过国家政策来解决。研究教育问题需要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需要国家教育智库汇集国内外一流人才,而传统的教育科研部门或国家文科基地在这方面显然还普遍存在着不足。因此,作为国家教育智库的教育科研机构要在机制上创新,发挥智库的引导、指导、推进、组织的作用,加强跨部门和跨领域的深度科研合作,发挥全国教育科研领域的整体功能。
  其次,教育科研创新,需要转变传统的研究范式。著名数据库专家吉姆·格雷(Jim Gray)认为,我们先前已经有过三种不同的科学研究范式,分别是实验的(Empirical)、理论的(Theoretical)和计算的(Computational),但这三种范式如今均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海量的数据需要通过数据爆炸(Exploration or escience)这一全新的第四种范式,这便是所谓的数据思维。[10]教育科学研究同样走过了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的阶段,这些研究范式今天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但面对教育领域的重大问题研究时,我们最为缺乏的就是总体的数据、微观细查的精确性、相关性等数据资料。大数据时代的最大转变是我们的研究从因果关系让位于相关关系,我们只要知道是什么,而无需知道为什么。比如,在大数据时代,考试数据分析尤其是海量考试数据挖掘利用开展评价工作,是未来教育考试实现向专业化考试评价服务转型的关键。又比如,民族教育研究中需要对民族地区学校、教师、学生等相关信息的整体基本统计分析,又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数据,还需要音频图像等海量的文献资料,而且关于民族教育的大数据分析对于民族教育的舆情与政策制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教育科研部门,尤其是国家教育智库机构之间,整合科研资源,共建共享,努力开展大数据时代下的新型研究,对于提高教育研究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咨政服务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
  再次,教育科研创新不仅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服务,更要引导民众、教育民众。教育智库有两个基本的特质,一个是公信力(credibility),一个是影响通道(access),教育智库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提出专门知识和政策理念,这种专门知识和政策理念会引导民众,也会教育民众,作为中立的机构与权威的组织,它对公众有很高的公信度,当然这是建立在智库的专业知识与权威研究基础之上的。我们国家的教育科研部门和教育研究机构,传统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对应用研究较为轻视,更谈不上通过自身的研究成果影响和教育民众。随着现代媒体的发展,国家教育智库要通过媒介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扩大公信力与影响通道,不仅为政府决策服务,而且为教育公众服务。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而公众对它的理解常常是经验的和非理性的,教育智库就要发挥公众的舆论引导与教育功能,让公众理性地对待教育现象及其存在的问题。比如,高考成为基础教育指挥棒与家长长期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方式及望子成龙的观念密切相关,如何通过教育智库引导家长对此类现象的认识,显得尤其重要,比如新成立的中国教育30人论坛,通过举办学术活动,以网络为渠道,广泛宣传现代教育理念,对于公众的教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又如,我国在西北、西南分别设立了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西南民族心理与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这两个研究中心的成果不仅为国家制定民族教育政策提供了相关依据,也通过其网络与学术交流,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民族教育的政策,也发挥了教育公众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恩东.美国智库发展新趋势[N].学习时报,2014-05-05(A6).
[2]习庆平为何特别强调“新型智库建设”[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www.cpcnew.cn).2014-12-29.
[3]黄忠敬.美国教育“智库”及其影响力[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5).
[4]苏红.澳大利亚:教育智库如何成长与发展[N].中国教育报,2014-10-01(9).
[5]曾天山,王小飞,吴霓.澳新两国国家智库及服务政府决策研究——澳大利亚、新西兰教育考察报告[J].比较教育研究,2013(8).
[6]吴康宁.教育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智库[J].中国高等教育,2014(6).
[7]王建梁,郭万婷.我国教育智库建设:问题与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14(9).
[8]张衡.教育智库何以可能[J].教育发展研究,2014(7).
[9]打造高校教育智库,为教育改革做贡献——高校智库建设座谈会发言提要[N].中国教育报,2013-08-21.
[10]曹卫东.开放社会及其数据敌人[J].读书,2014(11).
 
(责任编辑:高教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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